事实上，不光我，所有的呆逼都或豪放或羞涩地表示自己需要搞一搞了。
我们又没像小公狗那样被阉掉，为什么不能尽兴地搞一搞呢？站在村西桥头，看着阳光下越发黝黑的鸡巴，我突然意识到：这或许是适合裸泳的最后一个夏天了。
然而就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
那会儿为了缓解经济压力，整个假期母亲都在某培训机构代课，辅导些高考作文什么的。
他们的传单和讲义我都瞄过，和全天下的同类一样，无时不刻在吹嘘自己多牛逼、多独特以及多有先见之明。
所谓先见之明，即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中曾风骚地押中过多少多少题。
我问母亲这都是真的吗。
她先是呸一声，后又敲敲我的头：「人嘴两张皮，看你咋说了呗」显而易见，母亲只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，绝不是什么高考押题专家。
但条件非常之优厚。
每天只需两课时，薪水嘛，相当于以往五分之一的月工资。
那一阵父亲也不含煳，正噘屁股在工地上搬砖。
一段艰苦卓绝的适应期后，他老已游刃有余。
也许正是生活过于紧绷，父母不时会拌两句嘴，在还债问题上甚至一度吵得不可开交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有次父亲为表达自己的愤怒，一屁股下去把一条塑料板凳坐得粉碎。
当时一家人正在楼顶吃饭，起初闷热，没什么风——真要有，也是鱼缸冒泡。
后来就起了风，伴着香椿和梧桐的摇曳，塑料碎片欢快地四处翻滚。
而父亲坐在地上，死命嚼着黄瓜，任奶奶说破嘴也不起来。
母亲比他还要沉默，她有种嚼黄瓜都不出声的技巧。
那个永生难忘的早晨便是这个奇异傍晚的延续。
工地上一般六点半出工（户外作业会更早），父亲起码六点钟就要吃饭。
其结果是每天我睡眼惺忪地打楼上下来，都要孤零零地面对一锅剩饭。